汪东兴与华国锋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汪东兴曾说过:邓小平比华主席差远了?这是真的?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江青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至于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解放战争之后,很多人都在想一个问题,内战刚开始的那段时期,国民党共有军队430万,而共产党只有军队120万,蒋介石的总兵力中,有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特种兵36万人,共有陆军86个整编师,248个旅,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军队是美式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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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共产党这边,只有120多万,装备更是落后特别的多,很多人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我军的部队,但是就是这样的势力不均的情况之下,我军在三年的时间里就将蒋介石的部队打的七零八落,最后败退台湾,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

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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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是幸运的。

最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个故事虽然鲜有人知,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从这个故事中,就能看出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获胜的原因!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后来薄一波回忆道,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千赢qy88 vip。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事情发生在刘邓大军在1947年挺近大别山的时候,当时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军队到了黄冈,在这里,这也是当时我军的一个重要动向,当时的刘伯承喜欢吃粉条,不过部队再来的时候,很多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都跑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房子,店铺很多也都是空的。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著名画家刘文西和秦天健、谌北新、黄乃源合作,在1977年1月,创作了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空白。

邓小平的一个警卫连长,平时负责邓小平的生活起居,当时很多店铺都关门了,但是这个连长想给首长做一碗粉条,所以找到一个店面,因为店主不在,实在没有办法通知到,所以只能是先拿了。

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著名国画家李延声精心创作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在北京,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这幅画。

但是这是犯了当时的军纪的,当时我军有着严格的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更不要说拿这么多的东西了,这件事被邓小平知道后,邓小平勃然大怒,要对他实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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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当地的群众知道了,大家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之后,纷纷求情,连店铺的主人都表示理解,但是在公审的时候,邓小平还是说了,事情不大,但是军纪如山,动摇不得。最后还是含泪枪毙了这个贴身连长。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这件事看起来不近人情,但是也正因为这样铁的纪律,保证了人民的利益,才得到的人民的真正的拥护,这也是我党能取的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此后,刘邓大军里面就很少有违反纪律的事情了。XLW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乔冠华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时的知情者。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第299页中,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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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怎样的一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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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1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年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章含之还写及,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在接受审查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乔冠华在诗中写道: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章含之的回忆录,似乎就是为乔冠华“洗沉冤”的。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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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在受到审判时,曾经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字条,一语惊人。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那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这次审判主要是关于江青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居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照江青所说,毛泽东的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江青的话,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毛主席去世后,留下了“四人帮”的摊子,华国锋不顾个人安危,当机立断,逮捕四人帮,从而避免了一场内战爆发。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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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在毛泽东床前的合影,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这么说呢?

华国锋去世多年了,老人家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能看上北京奥运会,恰恰87岁高龄的他身体急剧恶化,在闭幕前几天离开人世。

华国锋辞职后,围绕其辞职的真实原因,外界一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1997年,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书中在谈到批判〝两个凡是〞、评价华国锋是非功过时,胡绩伟特别提到〝红墙摄影师〞杜修贤的一张照片在其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关于华国锋的历史功绩,在去年曾通过最主流的媒体发表长文给予重新肯定,他的历史地位在官方大大提高。

胡绩伟的这本回忆录名为《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在书中,胡提到毛泽东去世后,包括四人帮和华国锋在内的高层8人曾经在毛的遗体前拍摄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最终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华国锋的评价,其实远远没有道清他给中国带来的起死回生的变化。如果没有华国锋,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其前景只有两种,一是江青领衔的四人帮上台,继续按既定方针“阶级斗争天天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继续施行法西斯专政,他们没上台就制造的千万起冤假错案会进一步扩大,人民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规模的内战,其实如果华国锋少动手几天,上海抗衡中央的武装力量已成气候。四人帮在军内也有一些代理人,到时会再次把中国引入军阀混战、人民遭殃的悲惨境地。

据胡书中披露,1980年初,《人民日报》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随后这张照片和拍摄经过被送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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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一度引起党内震动的“八人照片”。照片是在毛泽东去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照片中可见包括江青等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毛的遗体前。

我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最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领导文萃》撰文披露,华国锋在1978年前后半年中两次与胡耀邦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向胡耀邦透露抓捕四人帮原因:“不抓‘四人帮’一定打内战”。华国锋的确把脑袋与身体分家的后果都想到了,他也想到搞不成怎么办?无非被四人帮杀了,他说对这个后果“没多想,置之度外”。那真是为民族赴汤蹈火啊!华国锋想了采用什么办法抓,这种行为在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如果开全会解决肯定不行,因为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如果拖下去一定打内战,华国锋认为“四人帮”虽然最终会失败,但损失太大。他考虑到会给老百姓战乱之灾,所以只有把他们抓起来。协助华国锋这一行动、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元帅都对华国锋的做法感到意外和佩服,并说这样的举动总理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拍摄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过详细叙述。1980年2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把经过写下来。2月22日,胡绩伟和秦川一起把杜写的拍摄经过的信件连同照片一起送给了陈云。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4日。两人从下午三点钟一气谈了9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多,期间只吃了一顿放,而且边吃边谈。华国锋痛心疾首地说,“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3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能过关。”“国外机械化养鸡场,15万只鸡,只两口子管理。我们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美国一年7亿吨煤,19万人。我们5亿吨煤,220万人。”“我们3100万吨钢,工人300多万,这同全世界所有炼钢工人加起来差不多。”“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关键工人,工资比厂长高。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开汽车出国旅游。我们现在是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唐山的一个日本的现代化发电站,他们帮我们安装。我们派人学了半年,回来还不能操作。”这位继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在为中国的经济煞费苦心。华国锋在谈话中还表示,不能向外国宣布中国真实人口数字,“中国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现在几千万元是个小数,当时可要划走外汇储备的不小比例。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用“两个凡是”来概括华国锋是很不公平的(现在官方已经取消这一称谓)。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就是用行动与“凡是”做了决裂,他注重发展生产,注重学习国外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都在把中国推向前进。

陈云同志:

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披露的华国锋的真实情况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伟人。过去这类文章很难公开发表,今后会多起来,这对还原历史真相是必不可少的。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华国锋的陵园已经在山西建成,一定去看看!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华国锋是现代中国政治史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领导人,关于其隐退内幕,向来众说纷纭,那么真相如何呢?听汪东兴为您揭秘……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

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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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著。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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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

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

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接著,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

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

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

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是幸运的。XLW

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

2008年10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北京三味书屋讲座发表演讲《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从八个方面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

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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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我是主要研究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的。原来曾经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单位工作,刚刚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今天是以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历史教师这么一种身份跟大家做这个交流。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

我今天要谈《还原华国锋》这个题目,恐怕有些先生会认为是不是因为华国锋刚去世,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我要谈华国锋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年来,大概三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1977到1978年的历史。这个研究让我感觉,我们从80年代以来,对华国锋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结论,或者是不符合史实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当然今年正好赶上华国锋去世,所以,李老师和刘老师希望我能来跟大家做个交流,我马上就想到我应该把我这些年来对于华国锋的一些研究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汇报。

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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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当然,特别要说明,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实有很多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一个是档案文献的封闭。包括像华国锋这样的人物也是,别看他离我们非常近,但实际上关于他的很多历史事实,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包括我今天谈也还有很多疑问,我愿意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时把遗留的一些疑问跟大家做个汇报,也请大家来做个分析、判断,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提供更多的材料。

胡绩伟在书中承认,〝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也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我今天的题目叫《还原华国锋》,副标题叫《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便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在给国家浪费钱,反自己也没救了。医生们一直鼓励他说,能够治好。陈永贵却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二个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泽东。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曾经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那么,他是1976年的4月当国务院总理,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1976年的10月6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党、军两个第一把手。然后在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然后到1982年,连中央副主席都不担任了。所以他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大概可以说是五年的时间,但是真正主政只有两年,就是从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

华国锋闻讯,倍加痛心,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官方从80年代以来的评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给予了他肯定的评价,这肯定的评价就是一句话: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官方给华国锋这两年的评价。这算是正面的评价了。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以及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也负有责任。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大寨代表,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高层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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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天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匆匆告别而去……

那么,几乎所有的,从官方到民间到研究者的着述,这些年来,大体都是按照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来叙述的。我过去也相信,因为我学党史比较早,从78年一考大学就学党史,我本人从80年代以来所接受的关于华国锋的历史叙述和评价一直就是按照这个正反两面来做的。最近三四年来,我的研究让我感觉到官方的这个评价既有不足,还有背离事实,还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我就想就华国锋的一些史实来谈哪些地方不足,哪些地方背离事实,哪些地方不公道。我就还原事实,至于价值方面的判断,我认为研究历史是非常难做的。那么待会儿在我们交流问题的互动过程中,也许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陈永贵去世后,官方承认他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而老百姓仍叫他“永贵大叔”“永贵爷爷”。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粉碎“四人帮”或者叫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

陈永贵之墓的层层台阶。这台阶一共有228级,分为三部分组成,其中一组为8个台阶,两组72阶,两组为38阶。细心的人会发现,这每组台阶都有丰富的寓意:8个台阶象征着陈永贵在中央工作8年;38个台阶象征着陈永贵38年的党龄;72个台阶寓意着陈永贵终年72岁。

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我对于史料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最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可以讲。第一,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我们过去都讲是叶剑英叶帅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其实不是。叶剑英当然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那都是个别的议论,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正式提出来的是华国锋。

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是李虎妮,1941年,26岁的陈永贵与这位山庄头村贫农女儿结了婚。她是个勤快人,常常早上不到5点钟就起床,先出去割草,然后回来做饭。她会当家,很爱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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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长子陈明珠出生。陈永贵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陈明珠都还在山西昔阳,而陈明珠是兄弟姐妹中职位最高的,曾做到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现在已经退休。

具体的时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个是李先念和吴德的说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当事人,华国锋是当事人,李先念和吴德也是当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是16位。刘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没有耳闻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五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王、张、江、姚,还有一位是吴贵贤。吴贵贤是因为华国锋感觉到她是听从“四人帮”的,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让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先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跟他们沟通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华国锋做的工作。第三,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第四,最后,定在10月6日晚上八点实施,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在怀仁堂主持的。当然,具体组织是汪东兴。

他退休后经常参加各种有关于父亲的纪念活动。

我讲的实际上都很简单,有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这四个方面能够说明,华国锋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主导者。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仅仅把华国锋说成是有功,这是淡化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逮捕“四人帮”这个问题。

陈明珠当年也是响当当的人类,曾经受过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在昔阳县工作,居住在昔阳。每当父亲的纪念日,他会来故居来陪陪父亲。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复出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从官方到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直到最近华国锋去世,我在网上看到还有文章这么写。我对史料的研究发现,这个史料既有档案文件,也有当事人的回忆,我发现,这是一个100%的谎话,是一个100%的背离事实的结论。

陈明亮,陈永贵最小的儿子,2002年,陈明亮还是澳大利亚成功商务集团董事和广东东莞新率食品有限公司的集团主席。而今天,陈明亮已经是北京福阅投资公司和重庆正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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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亮说,这期间,他有很多赚大钱的机会,但都放弃了。“有的事情也许陈明亮可以做,但陈永贵的儿子不能做。我不能给父亲争光,至少也不能给他丢脸。”

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恰好跟长期以来流行的这个说法完全相反。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大家一定会问,你有什么根据,我讲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是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最权威的回忆是吴德。吴德在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叫《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专门提供了自己的一则回忆。他说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宣布了三条,这三条分别是: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所谓堂堂正正,就是要经过中央的正式会议,比方说,中央全会,这样的形式、程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

“我父亲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986年我正面临高考,他本来打算看我上完大学的。”讲到父亲的去世,陈明亮的眼圈红了。“他去世那天,掉着眼泪说,他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宋玉林老人说到。

因此,如果现在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然后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陈明亮是陈永贵唯一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如果当时我是18岁,生活能够自立,肯定也是来不了的。”陈明亮说,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山西昔阳。他从1998年起就定居澳洲了,当然国籍还是中国。

第二个算一个口述回忆者,在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登载了熊向辉的女儿熊蕾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到她的父亲熊向辉在1976年的10月底,曾经跟叶剑英元帅有一次私人谈话。在这次私人谈话里面,叶剑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央已经在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就是粉碎“四人帮”的当月。这是第二个属于口述文献的依据。第三个是我看到的文献,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这个讲话非常明确地宣布,说中央在考虑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这个事情有个过程,中央准备在正式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陈明亮精心保存着父亲的影集,除了标志性的农民打扮,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都开怀地笑着,那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笑。陈明亮说,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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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奇人物陈永贵,备受毛泽东、周恩来赏识

这是1977年3月14日,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不过半年时间。而且,就在这个讲话里面,华国锋专门说到,他说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答复为什么没有马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华国锋特别讲到,他说是因为中央有个考虑,第一,要有个转弯子的过程,第二,要考虑防止有“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利用这个做文章。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

陈永贵,可谓红墙记事中的传奇式人物。可以说,亦堪称那个年代政坛之异类。这个憨厚老实的山西昔阳人,先后曾担任过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兼山西省委副书记。后来,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1980年9月,又兼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可谓史上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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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这一路上,不单单是靠他自身努力的结果,也跟他生逢伯乐有密切联系。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地说,华国锋在中国国内正在搞右派政变。另外,在西方,在英国、西德、法国都有舆论认为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是在搞非毛化。法中友协主席有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叫做夏尔·贝特兰,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知道,贝特兰就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认为中共现在的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中国有个芭蕾舞团到西德去访问,他们的演出剧场被欧洲的左翼分子挡上大标语,标语的题目就是:“四人帮”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代表。那么,高层考虑到海内外舆论对于中国政局有可能会发生影响,而引起政局的不稳。

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贾进才。他首先是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组员,1948年,经贾介绍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由贾大力推荐被评为省级劳模,再接着,贾进才主动让贤,他得以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考虑,邓小平的出台要缓一缓,否则就会坐实社会上以及海外关于华国锋在搞宫廷政变的流言。这是我讲的华国锋和高层的考虑,至于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宫廷政变那是另外一回事。出于这个考虑,所以高层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出来,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华国锋有意拖延邓小平复出。而事实上呢,华国锋已经在为邓小平重新复出做一系列的准备。

我讲一些历史情况,比方说,在1976年12月马上改善邓小平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经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待遇。这个很难得。因为批邓以后,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中央文件了。12月份华国锋亲自批准恢复,当然是叶剑英提议的,后来专门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叫做王守江,由他负责转送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县、团级的文件,也不是什么省、军级文件,而是中央常委能够阅读的文件。改善他的政治待遇。第二,改善他的生活待遇。1976年的12月份,邓小平患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而且有严重的尿毒瘤。经华国锋批准,送北京301医院医治,而且是由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来做这个手术。邓小平的手术方案是华国锋亲自批准的。

而且在邓小平动手术之前,华国锋专门安排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非同一般,一个中共中央主席,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汪东兴,四个人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相当高。而我们想,要想向邓小平转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给一份文件,或者,要面呈的话,让中央办公厅派一个主任或副主任就够了。但是华国锋不是这样的。华国锋采取了高规格的,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充分说明了华国锋,当然包括叶剑英在内,高层就是要改变原来对邓小平的待遇,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

事实上,1977年的元月份,中央秀才班子在为华国锋起草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里面,华国锋已经把让邓小平复出的内容写进了这个稿子里面。1977年元月份就写进了稿子。后来是因为中央党政军干部会议推迟了,没有在元月份召开,改到3月份,所以到3月份华国锋才宣布。这个过程表明华国锋没有在任何时候要去阻挠邓小平。至于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复出,那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不是要有意地拖延。而且很快邓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届三中全会就复出了,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也说明,官方,包括学界长期以来说华国锋要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说法是不实的。这是第二个要还原的华国锋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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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些年来,80年代以来,最遭到诟病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有责任,怎么评价我们另外再说。他的确讲过“两个凡是”,但事情远没有像官方做的结论这样简单,也更不像很多研究着述所说的那么简单。

我的研究让我发现,“两个凡是”,实际上一共只说过四次。第一次的确是华国锋说的,在1976年的10月26日,这一天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议讲话的过程当中,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因为他召集中央宣传口开会主要是商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揭批“四人帮”。在谈到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说了这样一句话:“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我讲的这段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我不敢说每一个字都对,但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

这次“凡是”我们只要从华国锋说话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针对揭批“四人帮”的具体问题谈的。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我前面已经讲了,海内外已经有这种议论了。所以他说毛主席点过头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讲了“八个样板戏”,某个演员不好他是讲的刘庆棠和钱浩亮。因为当时汇报当中有人说了,这“八个样板”戏现在能不能演?因为这“八个样板戏”里面有刘庆棠和孙浩亮。他说电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换个人就是了。所以这次提“凡是”完全是华国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工作策略,跟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华国锋第一次提“两个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认为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一天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的时候说的。他在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第二次讲“两个凡是”。吴德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说“两个凡是”,他说也是考虑到要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完全是遵循毛泽东的意志,而不是背离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吴德要用“两个凡是”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也跟后面讲的他要用“两个凡是”来做政治棍子毫无关系。这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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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1977年的2月7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后来广泛援引的是这个社论的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我刚才说的,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这次讲话。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他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意,华国锋在1977年3月讲到的这“两个凡是”跟二七社论那“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有半句是不一样的。那么好,从这次讲话以后,很快华国锋自己感觉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这是华国锋自己后来说的。后来当然是在“两个凡是”受到批判的时候说的,但是华国锋是不是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才这么说呢?不是。我注意到1977年3月份以后,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件的叙述没有再提“两个凡是”,就是华国锋,从此以后再也没提“两个凡是”。

所以我觉得“两个凡是”作为一个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经结束。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华国锋已经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当然他认为“两个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证明他对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有反思,我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有局限。但这跟他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两个凡是”是两码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两个凡是”的方针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

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后来发现,是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几件事情。几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这是一次,算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有人揭发说1978年的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正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六点指示。其中第一点指示就是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不要急忙表态。我查了很多材料,虽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来查去,大概最能说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的材料就是这两个。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材料丝毫不能说明华国锋要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相反,我认为这可能跟华国锋一贯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性格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对理论问题有很多议论,很多讨论,比方说,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当时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有牵连,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说这些问题能不能讨论,说这一讨论就很容易牵涉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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